中学毕业后，我按照父母的意愿投考了师大外文系。时局一天比一天坏，师大几个月的课都是动荡不安中度过的，即便如此，学校也没有维持下去。政府天天喊着保卫南京，重要的机构却一个个赶着往武汉撤。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快打来了，师大最早决定和教育部一起往武汉撤。同学们有的和父母跑回浙江乡下，有的准备往江西、湖南跑，只有一部分家不在本地的决定跟着学校南迁。我当即决定和学校走，父亲本来反对，他想让我和母亲、弟弟一起躲到乡下亲戚家去。我只说跟着学校走，人多安全，到了后方也有机会复课。父亲还不放心，我就说康民也一起走，父亲才答应。父亲把母亲、弟弟和二太太，姨妈，都送到了乡下。自己却不顾劝告和启轩的父亲留在南京守店。
康民家的船厂，当时已经把部分产业和船只，运往四川，大哥也早就在四川住着管理。他家里也就没怎么反对他和我们一起走。康民家的船厂，船运公司，在战时是紧俏产业，学校同学、老师们找船也承了他不少人情。
等学校迁到武汉，还没上课，日本人又打来了。学校于是又忙不迭往四川迁，一路上，兵痞、土匪、流寇，骚扰不断，好在大家人多，保护着自己，不至有失。
好不容易到了重庆，日本鬼子的飞机又天天来轰炸，学校从市区迁到沙坪坝，又从沙坪坝迁到青木关。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，还牺牲了几位老师和同学。
出来了几个月，家里早就音信不通了。只听说南京城破，日本鬼子见人就杀。到了青木关，安定下来，才收到了母亲的信，说是父亲和姨父一直留在南京，生死未卜，音信全无。
看过信我当时就晕了过去，醒来以后对着守在床边的同学，嘴里只有一句话“我要去延安，我要参加国民革命，去抗日救亡。”我告诉康民我不准备等复课了，决定去延安，听说那里有抗战大学，我想参加抗战大学，哪怕给抗日的队伍洗洗衣服也算是为抗日做了点事。康民拦不住我，苦求我等时局稍平稳，路上太平些再走。
在重庆待了一年多近两年，学校挣扎着复了课。家里的经济来源早就断绝了，唯一的救济是国民政府发给流亡学生每月8元的生活费。我还得省下一些，留着以后当路费盘缠。后来一群东北流亡学生来到了青木关，他们背井离乡多年，恨死了国民政府不抗战，铁了心要去陕北。看了他们几场演讲，我就决定和他们一起走，马上！
我问康民走不走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说我要是嫁给他，他就和我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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